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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英租界之社会生活及收回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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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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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文/张峥嵘

镇江英租界具有五方杂处、华洋共居的移民社会特征。随着中外贸易不断增长和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侨民不断涌入,国内移民不断增加,租界社会与国际、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中与西、新与旧、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这里相互冲撞、交融,形成了租界内社会生活独特的风情图画和民俗景观。西方的公园、高尔夫球、舞会、夜总会、马戏、赛马、竞技体育比赛、游乐场、游泳池等,各种娱乐活动陆续兴起。这种变化还体现在服饰、饮食、婚丧礼仪、年节习俗的嬗变中。简单地说,就是“洋俗”东渐、旧俗嬗变,西方文化习俗逐渐积淀在英租界内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新的都市生活,具有兼容并蓄、趋新嬗变、崇尚洋派的风格特征。它既表现出了进步,又表现出流弊丛生;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又呈现出畸形和病态。

镇江英租界内社会构成极为复杂:国内移民中既有巨商富贾和失意的官僚政客,也有落魄文人和破产农民,还有新的市民社会群体,如买办、资本家、职员、产业工人、苦力等;国外移民中则包括西方殖民者、冒险家、投资者和技术人员、商人及避难来华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侨民等。如此复杂的人口来源,不仅给城市的面貌带来了变化,也改变了市民的观念。

从1861年开埠,镇江便出现了“买办”这个新兴职业,此后逐渐形成了买办阶层。刚开始,不少外国人不愿意雇用买办,随后这些外国商人发现,他们很难与镇江商人打交道,因为这里的语言及各种规矩、标准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于是,他们不得不依靠买办来应付这些麻烦。

买办(图1)亦称“康白度”,是洋商的“代理人”、“合伙人”。他们是最早一批近代城市的新市民,也是生活方式西方化的开创者。例如广肇公所的建造者卓翼堂,就是最早来镇江的广东人,他精通英语,兼做广东商人与洋行的中间人,后来又自办“丰和洋行”,山巷内的“丰和巷”就源于此因;美孚洋行经理李皋宇,他利用洋行的特权,兴办了许多实业,镇江恒顺酱醋公司就是他的杰作之一;亚细亚洋行买办周少鹏利用洋行经商,很快积累巨额财富,花巨资建造“周少鹏公馆”。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租界里存在着两个社会——华人社会和外侨社会。外侨有着自己的生活系统,华人也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两个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构成了租界都市生活的多样性。

市民生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人们服饰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后,西式服饰被社会广泛地认同接受。当时镇江城中,男子穿西装、西裤、西式大衣、皮鞋,戴墨镜,用西式手杖在华人中上层社会蔚然成风。民族服饰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也推陈出新。最为典型的是旗袍的普及和演变。许多外国人也开始着装长袍马褂,体验华人生活(图2)。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不少租界城市除了传统的餐饮业外,还出现了西餐业。最初顾客以侨民为主,较多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与买办商人成为首批品尝西菜的中国食客,进而又发展至民间。西餐行业初为外国人经营,镇江英租界内最早的西餐馆为“复昌西餐馆”。当时租界工部局总董英国人克利的大厨张广富善做西餐,后来他利用“大英工部局”的招牌也开了一家西餐馆。临近租界的朝阳楼、大兴馆、顺新楼、天乐园、复兴楼,以镇扬菜点为主,兼收京津风味,形成了独特的“多元风格”饮食。

仿古典式、哥特式、东印度式和现代式等样式的花园洋房也出现在镇江英租界内,它们反映出富有者在居住上对现代和舒适感的追求。

西洋娱乐方式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怀疑到认同、接受再到崇尚的过程。20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人逐渐成为一些娱乐项目主要的消费者,西洋娱乐最终走向大众。1909年,镇江开始放映无声电影。1922年,镇江英租界内三马路设立影戏院一家,开始放映外国有声电影。租界海员俱乐部,是镇江仅有的俱乐部,其内部设有评剧、台球、昆曲、书报、棋弈等项目,并在太古山、跑马山设有跑马场、运动场、网球场等。

租界对中国来讲,是对外战争失败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对列强来讲,是对华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因此,租界的开辟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耻辱,中国人民从租界设立之日起就与列强抗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先后收回德、奥、俄三国在天津、汉口两地的五个租界,这是收回租界的开端,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斗志。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在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等地相继发生了英人屠杀中国民众的血案,从1925年6月到1927年春,全国民众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及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浪潮。1927年2月19日和20日,中英订立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及《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极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中国广袤土地上爆发了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功。镇江人民连日集会、游行,英租界终日紧闭铁门。某日,银山门铁栅外聚集了数千工人、学生和市民,一位年轻的铁匠把大铁栅弄开,群众拥进租界,准备再现1889年火烧领事馆一幕,因大批反动军警赶到,英国领事馆才得以无恙。

美驻沪总领事派“比洛号”和“宝罗琼号”二舰来镇“护侨”,日本派“势多丸”和“坚田丸”二舰,英国从威海卫调来一艘军舰,并拟武装登岸,要求赔偿损失8万元,遭到镇江交涉署交涉员贾士毅的严拒。

镇江各界组织了外交后援会,宣布与英、日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禁英、日货的群众运动。

此后,青年王宗培身怀遗书在招商局趸船上进行演说,陈述“五卅惨案”,劝国人坚决抵制洋货,并指斥当局甘心媚外。说罢即痛哭流涕,猛然跳入江中自尽。次日,镇江学生联合会把他的尸身捞上来,并将他的遗书印成传单,散发全城。他的忧国自尽事迹及遗书,当时全国各大报均有刊载。

在镇江人民大众的怒火面前,帝国主义为之却步,他们无理要求的赔偿也不了了之。

1927年初,北伐战争胜利进展。汉口数十万人民群众拥上街头,强行收回英租界。这大大鼓舞了镇江人民,他们纷纷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北平英驻华公使感到中国人民反帝革命大风暴的威力,给了镇江英领事馆一道“暂时撤退”的训令。但狡猾的英领事怀雅特不甘心拱手交出强占了66年的“禁脔”,故意不通知地方政府,却和镇江商会接洽暂交租界事宜,以示非正式交还的性质。商会会长陆小波为了预防动乱,顺应民意,慨然应允。3月24日,以英领事怀雅特致商会陆小波公函为凭,陆小波转知县知事卢鸿钧、警察厅长袁季梅、交涉员贾士毅后,与副会长胡健春率领商团团丁100余人,在群众夹道欢呼中开进租界,接收了工部局。至此,镇江英租界名存实亡。

1929年11月11日,在镇江人民实际收回英租界两年之后,为挽回大英帝国的面子,英公使兰浦森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商定于15日将镇江英租界正式交还中国政府。外交部派镇江关监督戴德抚为接收特派员,江苏省政府也派镇江县县长孔宪铿为接收专员,经过磋商,由中国政府拨款68000元作为英人的补偿。15日,举行了正式移交典礼,补足了收回英租界的正式外交手续和法律认可。

英帝国放弃其霸占68年之久的镇江英租界,既有政治、社会因素,也有经济因素。首先,政治上,汉口、九江英租界已被我国收回,镇江人民反帝斗争非常激烈,北伐军抵达镇江,原北洋官员逃跑。其次,社会上,租界的巡捕房及外籍巡捕尤为镇江人所深恶痛绝。再次,经济上,由于地缘的变化,镇江港口的辐射力日益降低。津浦铁路通车,北方五省的土特产品可直接乘火车迅速运至汉口、上海而无需经缓慢的水路由镇江中转;长江镇江段两岸北塌南淤日益严重,港口淤塞,大轮船不能驶进港内,中外商贾离镇他往,镇江的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镇江从一等关降为二等关,而英租界也不再起“通商”作用。由于经济凋敝,当时的镇江英租界已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尽管上海总领事馆不断向之“输血”,但租界当局仍负债累累。据1927年5月1日上海《文汇报》载:当时镇江英租界工部局负市公债约5万元,银行透支2万元,杂项债务也达1万元,再占有和维持这块面积仅半里方圆的小租界,已经不合算了。特别是1927年3月底以后,租界当局已名存实亡两年多,精明的英帝国遂“冠冕堂皇”地交还了镇江英租界。

文章来源:http://www.jsw.com.cn/2020/0911/15773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