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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芙蓉楼往事勾沉 蒋祖慧:对母亲丁玲的愧疚

蒋祖慧:对母亲丁玲的愧疚

    尽管蒋祖慧并不认为生为名人之后是一件足以称为“幸运”的事情,但是有丁玲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母亲,仍然使她比大多数同龄人的人生之路更加丰富多彩。
  
  母亲的选择成了我的选择
  
  回忆起往事,蒋祖慧颇多感慨,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萦绕于胸,欲言又止。谈及母亲丁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蒋祖慧说,她学舞蹈的这条人生道路正是母亲给选择的。

  蒋祖慧从小在延安“保育院”长大,虽然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她的童年和少年却是无忧无虑的。1948年,丁玲参加了一个和平会议后从苏联归来,住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正在晋察冀边区学习的蒋祖慧来到沈阳看望母亲。当时,“鲁艺”刚刚开始搞芭蕾舞,而在苏联观赏了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剧《泪泉》的丁玲深深地被这种艺术形式打动,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去跳跳这种舞蹈。然而,不满14岁的蒋祖慧并不是很情愿,在他们这批延安长大的孩子们的心目中,学习理工才是“正途”,才能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出力。但最终,丁玲还是说服了对化学最感兴趣的蒋祖慧,把女儿送到了朝鲜,跟随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芭蕾舞。

  新中国成立后,蒋祖慧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经过努力成了一名舞蹈演员。但是母亲希望她通过进一步学习,成为一名舞蹈编导,能够编出属于自己的、民族的舞蹈剧目。于是,1956年,蒋祖慧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系统地学习芭蕾舞的编导技艺。

  1957年,蒋祖慧正在苏联学习。在一次联欢节上,她在中国代表团带来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蒋祖慧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不相信在出国时还送给她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母亲竟成了“反党分子”。而在国内,丁玲在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中正经受着严厉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她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一下子变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谋,戴着大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丁玲没有让自己的处境成为女儿的负担,或许由于是在延安长大的娃娃,远在苏联的蒋祖慧没有受到母亲的株连,她仍旧如愿地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风华正茂的蒋祖慧从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她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艺术创作当中,与同事们合作完成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1962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上演了这出舞剧。
  
  女儿心中的母亲丁玲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是一个乐观、健谈、襟怀坦白的人,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汤园农场劳改期间,也经常是笑声朗朗。

  1959年,在苏联学习了三年的蒋祖慧得到一次回国的机会,时值新中国十年大庆,她被“恩准”去北大荒看望母亲。蒋祖慧回忆说:“对于被打成右派的事,她根本不谈,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她就说养鸡怎么怎么样,那里很多知识青年怎么怎么样。完了就讲,‘我也不怎么想你,你放心,好好学吧。我这里这么多的知识青年,她们都是我的女儿。’”丁玲良好的精神面貌,让蒋祖慧在放心的同时深受激励。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山西长治,活动受到限制,蒋祖慧和丈夫偷偷地再次看望了母亲。丁玲依旧很乐观,她对女儿说:“抗日战争时我来过太行山,现在我又在太行山上,看到年轻人成长,看到我们种的果园,我很高兴!”有时蒋祖慧劝她说话注意些,丁玲就说:“我快80岁了说话还注意什么,我还能怎么样?”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除了本行写作以外,她曾经画过画,很喜欢看中国的古典戏曲和各类文艺节目。“文革”后,蒋祖慧和丁玲一起看京戏,丁玲就说:“京戏描写英雄主义的东西比较好,而越剧表现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好……” 又讲到程砚秋,说:“程砚秋那么胖,个子又高,完全就是个男的,可是他越演就越像个女的……”蒋祖慧说,母亲从来没有讲过传统戏曲有什么不好。

  粉碎“四人帮”之后,蒋祖慧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准备排演由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剧《祝福》。蒋祖慧不赞成一些人把这出剧排演得“穷兮兮、灰兮兮、苦兮兮”,她觉得这样不好看,于是去征求母亲的意见。丁玲告诉她,祥林嫂是中国农村上千年来青年妇女的典型,她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迷信和盲从,这却正暗合了“文化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丁玲还提醒她可以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强调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婚礼呀,不一定非要“灰兮兮、苦兮兮”,芭蕾舞的形式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也无须受电影的影响;祥林嫂还年轻,江南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怎么就不能把她和江南的美女结合在一起呢?蒋祖慧接受母亲的意见排演出的《祝福》收到很好的效果,提起这些往事,她至今都很感谢和佩服母亲。

  丁玲虽然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但在蒋祖慧的心中,这一点似乎却被忘记了。在交谈中蒋祖慧从没有提及母亲作为一个作家对她的影响,她说她读母亲的书不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母亲的小说,诸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成芭蕾舞剧,问及原因,蒋祖慧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似乎还没来得及想,时间就过去了。
  
  蒋祖慧的芭蕾舞编导事业
 
  蒋祖慧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她的心中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目标,她说这也是受益于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丁玲就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看得出来,蒋祖慧对她的事业非常执著。从1961年排演《巴黎圣母院》以来,她相继编导、排演了《红色娘子军》、《纺织女工》、《白毛女》、《祝福》、《巴黎公社》、《杨贵妃》、《燕南飞》等等。

  1962年,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中宣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搞革命题材芭蕾舞的选题会。那次会议最终确定的选题是《红色娘子军》,当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关人士认为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演员多为女性,适合芭蕾舞表演,再加上这一题材有着良好的音乐基础,对把它搬上芭蕾舞台充满信心。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快就投入了创作。蒋祖慧作为编导之一,接受了其中序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的创作任务。

  蒋祖慧接到任务之后非常兴奋,在她的心中,一直想搞出一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剧,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老师就告诉她,将来要想有出息,就搞中国现实题材的东西。经过几年的努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终于在国庆15周年前夕,与观众见面了,演出大获成功,被国内外一致公认为芭蕾舞民族化的典范,是一个成功的艺术珍品及中国芭蕾舞新的里程碑。

  《红色娘子军》开始了全国巡演。尽管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但剧组所到之处,反响空前热烈。毛泽东对这出舞剧,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1950年访苏时,对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一次,他想亲眼看看中国人自己搞的芭蕾舞。于是正在广东演出的剧组,被迅速调回北京,为毛泽东做专场演出。毛泽东看后很兴奋,对《红色娘子军》剧组表示了肯定,讲了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尽管《红色娘子军》成就斐然,但是在被问及哪部作品是她最得意的问题时,蒋祖慧犹豫了片刻,然后告诉记者是1980年编导的《祝福》,一是因为这是她自己在艺术才华压抑多年之后独立搞出来的作品,颇费心血;二是因为它比《红色娘子军》在舞蹈方面确实有突破。

  为了创造我们的民族芭蕾舞,蒋祖慧一直对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实地的调查,试图把它们融进芭蕾舞的创作中去。退休以后,蒋祖慧没有离开她热爱的舞蹈事业,继续在一些院校培养新的芭蕾舞人才。
  
  蒋祖慧的身世

  蒋祖慧是丁玲和冯达的女儿,但是她说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母亲也几乎不跟她谈父亲的事。

  丁玲一生坎坷。1931年,丁玲的恋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半年多后,悲痛中的丁玲在上海遇到一个名叫冯达的中共地下党员,并同他生活在一起。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的一天,丁玲与冯达双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祖慧是1934年9月,在父母被囚禁的时候出生的。

  丁玲始终认为,自己的被捕是由于冯达叛变所致,所以丁玲在得到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重获自由之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1937年,丁玲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毛泽东还在给丁玲的《临江仙》欢迎词中,写下了著名的句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生活安定后,丁玲设法把女儿蒋祖慧从湖南接到延安。1938年,4岁的蒋祖慧进入了延安保育院。

  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蒋祖慧在狱中出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们说丁玲如果没有叛变,敌人怎么会让她好好地生出孩子,这件事就这样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由头。多年之后,每每想起此事,蒋祖慧都说她甚为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



 

文章来源:http://www.jsw.com.cn/2008/1107/5250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