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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芙蓉楼往事勾沉 朱德女婿讲述岳父突然染病早逝真相

朱德女婿讲述岳父突然染病早逝真相

本文摘自 《真情见证》 郭战平 著 凤凰出版社 2009年5月

  采访时间 2001年9月

  采访地点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朱敏家中

  采访对象 刘铮(时年73岁)朱敏的丈夫

  采访记者 赵曦

  “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

  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2001年秋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处宿舍区,山东电视台摄制组敲开了朱敏一家的门,迎接我们的是朱敏的丈夫刘铮。

  74岁的朱敏坐在轮椅上,她身患“帕金森综合症”,行走和讲话都很困难。刘铮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来,并送给我们一本朱敏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

  朱德一生有一双儿女。儿子朱琦部队转业后,按照朱德“学有一技之长”的要求,当了一名火车司机,1974年先于父亲去世。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外语教师。

  “那是1926年的莫斯科,在父母的期盼中我出生了。因为40岁才有了自己的女儿,爹爹给我起名叫四旬。我出生的那一年是中国革命战争风暴再起的时候,虽然爹爹非常喜欢襁褓中的我,但是我幼小的生命自然无法使爹爹放慢投奔革命的脚步。一个月后,爹爹毅然结束在欧洲的学习生涯,抛下我,回到中国参加北伐战争。

  这一别,就是14年。

  当我再见到爹爹时,他已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延安的窑洞里,爹爹正在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0年12月前后,我和他共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幸福时光。

  一天,爹爹在油灯下对我说:‘战争结束以后,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过去屈辱的历史要重新改写。用什么改写,就要用文化知识,用强大祖国来改写。’爹爹要我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就这样,三天后我们又分别了。我还记得临别前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爹爹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纳粹集中营:不堪回首的记忆

  1940年底,在与爹爹朱德相聚短短两个月后,朱敏又一次远别爹爹,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和平环境中仅仅生活了6个月的朱敏成了“卐”旗下的一名小囚徒。两年后,她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在被押往德国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她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伤痕。

  记者:朱敏阿姨在集中营里的那段生活我想一定是她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关于纳粹集中营,我们在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里都看过,很多场景说起来都令人发指。这段经历她跟您谈过吗?

  刘铮:这段经历她认为是很痛心的,她不愿意讲,当我们一点一点问到她,她才开始说。在苏联时因为她身体差一些,当时儿童院还是为了照顾她,派她到南方去参加儿童夏令营,还有一些孩子,其中也包括张闻天的孩子,其他国家的也很多,但是这些孩子都比较小。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那边气候比较暖和。那时恰好是战争时期。

  记者:当时她多大岁数?

  刘铮:1941年,她15岁,那年她在白俄罗斯的夏令营疗养院被捕,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前被运到德国集中营。

  记者:德国纳粹知道她是朱德的女儿吗?

  刘铮:不知道。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记者:有本回忆录上说,她和其他很多被捕的人一起装进闷罐车被运到德国,足足走了一个星期,都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直到看见自己的影子,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接下来那段集中营的生活,她自己是怎么描述的?

  刘铮:她认为那是最痛苦的一段。在集中营里头有个牌子,上边写的是“东方人”,就是从东方抓来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把她们都作为小的,刚开始的时候她是在厨房里,她是给做饭的打下手,洗菜啊、刷锅什么,就干这些事,在集中营的厨房给俘虏们做饭,后来大一点的就让他们到厂里去打下手。吃不饱,让她们到地里去刨土豆,找吃的、找粮食,或者是给人家主家当个帮手,赚一点吃的,就那样维持。

  记者:刚才您提到她被捕前之所以到那个夏令营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在纳粹集中营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是怎么挺过那段艰难日子的?

  刘铮:因为营养也不行,本身身体就弱,恰好在这时候,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引起哮喘,另外甲状腺发炎,当时肿大得很厉害,化脓,德国人那时候根本不会给她们看病,哪有什么医生管她?后来她已经疼得不得了,甲状腺肿大化脓,那个大白包已经起得很大了,那时候发高烧发得人也就快完了。后来因为她发烧昏死过去,一些难友把她抬到狱医那里,那狱医连麻药都没用,就给她开了一刀。没有别的任何治疗,她也没有药,但估计可能红药水还擦了擦,就是消毒的。她说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刀,好就好,不好就完了。就给她开了一刀,把这脓挤掉了,挤出脓以后给她包了一下。幸好她的命也比较大,总之活下来了,伤口慢慢地愈合了,到现在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块疤瘌。

  记者:那她现在身体不好是不是跟那时候有直接的关系啊?

  刘铮:有很大关系,她在集中营里受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后来看到她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在出国之前的照片,她的腿还是比较长的。到以后她的腿就一直没有再长长了,1942年夏,她已经16岁,却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1945年底离开集中营的时候,她的身高竟然一厘米也没有长,本来她个子应该挺高的。

  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朱敏勇敢、机智、冷静地越过了一个个险情,顽强坚信着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1945年,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被囚禁了4年之久的朱敏终于脱离绝境。

  在朱敏家珍藏着一枚纽扣大小的列宁像章,那是朱敏冒着生命危险在集中营里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为了表彰朱敏成功地严守特殊身世,创造了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奇迹,苏联政府为她颁发了一枚反法西斯纪念章。两枚纪念章涵盖了朱敏不同寻常的少年时代。

  “1949年10月1日,爹爹跟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从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

  1949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我考入了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生活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在一次使馆举办的舞会上,我认识了翻译刘铮,我和这个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了。

  在苏联这片异国土地上,我们的浪漫爱情绽放出火热的色彩。”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和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

  1952年,一个消息传到朱德的耳朵里:在苏联,朱敏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翻译相爱了。

  很多人都曾劝阻这件门第悬殊的婚事,并请示朱老总。朱德和天下的父亲一样,既高兴又怀着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夫人康克清访苏之际,让她去问问情况。

  记者:我通过一些书籍也了解了一下您,您祖籍河北,是我们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建国后跟随王稼祥大使到莫斯科参加组建驻苏大使馆,后来就在大使馆工作。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跟朱敏认识的?

  记者:你们在朱老总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刘铮: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记者:后来朱阿姨是不是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

  刘铮:是,因为当时呢,老人家也讲过,你们在哪里工作还应该搬到哪里,这样你们能够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

  记者:那个房子怎么样,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

  刘铮: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啊,困难还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老人家本来活100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朱德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朱老总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啊什么的,所以您与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刘铮:对。因为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待过一段时间,对礼节上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精通的。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

  记者:后来您还给他提过建议?

  刘铮:我也不是给老人家建议,是给主管秘书,我说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

  记者:哦,因为他的日程是秘书安排的。后来老总知道后是什么态度?

  刘铮: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但是秘书受到了老人家的批评。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不愿怠慢客人。

  记者: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1976年老总去世跟他这个习惯有直接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铮: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是不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劝他,假如他去得晚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刘铮:但是都晚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头老是一个疙瘩,老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起这件事来都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否则的话,根据老人家的身体,活100多岁没问题。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幕上变成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哗地涌出了眼眶……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遗产

  朱德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不到两万元存款。朱德早就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

  朱德去世后,遵照遗嘱,康克清又补上一点钱凑成两万,替朱德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朱德生前多次对子女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记者:您跟朱老总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朱老总是不是对您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刘铮:老人家一直说你们一定要跟普通人一样,孩子们小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坐车,他都跟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坐个三轮就不错了——那时候三轮车接送他们——我有车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你们不要想别的,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的学生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有的孩子在老人家身边住着,他清晨很早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块挖野菜去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藤椅,从延安时期一直带着,都比较破了,有的地方都散了,他用布包一包,还是坐那个藤椅,在办公室他也用。

  记者:可以说,朱老总最后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让后人受用终生的。

  刘铮:对。我们认为老人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按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为群众服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而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你在你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做不好,别的想法根本不行,根本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站在爹爹朱德和康克清妈妈的遗像前,刘铮像在报告一份永远写不完的答卷。他一次次地告慰老人家: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他们走向部队,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都在努力地工作,真诚地奉献……

  星期天是朱敏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病弱的朱敏常常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儿孙的亲吻却使她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从小到大这个特殊的家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殊的感觉,但他们却深爱着这个家,深爱着他们的爷爷朱德。

  后记:2009年4月13日,朱敏因病在北京去世。

文章来源:http://www.jsw.com.cn/2011/0316/840016.shtml